一位老省纪委书记的读书人生———原湖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杨敏之谈读书学习

一位老省纪委书记的读书人生———原湖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杨敏之谈读书学习

    在１０年的省纪委书记的领导岗位上，他好学深思，学以致用，着力对纪检监察工作理论进行有益的理性思考；退休７年，他读了７３本书，写了４本书。原湖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杨敏之近日在岳麓书院与记者恳谈了他的读书生涯及学习体会。 
    读书不在于多，而在于认真。要掌握书，不要被书掌握。“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思考、思考、再思考。”
    记者：敏之同志，你是湖南省纪委的老书记，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您渊博的知识和满头的银发，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冒昧地问一句，是沧桑岁月熬白了它，还是勤学苦读给它染上了霜？
    杨敏之：我的头发确实白得比较早，但与勤学苦读关系不大。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可能是遗传，二个是“文革”的磨难。“文革”前我是满头青丝，“文革”中一下子白了头发。韩愈不到４０岁就慨叹“发苍苍、视茫茫”。相比之下，我现在比他要好，虽白发苍苍，但视力还好。我对头发白不白与对其他事物一样，顺其自然。因此，我从未染过发。
    记者：沧桑岁月催人老，白驹过隙不可追。且不去管它。今天，我们身处朱子讲学之处，谈读书学习之苦、读书学习之乐是再合适不过了。
    杨敏之：我确实爱好读书，也很喜欢读书人。总的说来，我的学习说不上太好，但与我同辈的人相比，算是较好的一个。总结我的一生，最深切的体会之一是，一个人的成就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人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精神。今天，你们把我请到岳麓书院这个千年学府，在朱子曾经讲学的地方来坐而论道，我既诚惶诚恐，也觉得是一桩乐事。
    记者：作为一个勤奋好学的领导干部———这是我个人对您的评价，怎样处理工作与学习、读书与“做官”、做人的关系？
    杨敏之：谈不上勤奋好学，只能说比较注意学习。关于你提的这些问题，我在《蓉园秋思》一书中，有两篇文章即《语重心长话成才》和《人生新阶段的序曲》，作了一些回答。我曾经赠送青年干部三句话：“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思考、思考、再思考。”我体会，学习是前提，实践是基础，思考是关键。当然这三者不能截然分开，它是贯穿在知与行的统一之中的。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学习也好，实践也好，思考也好，都不能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还告诉我们，学习不是为了好看，更不是为了吓唬人和教训人，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为了说明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就是工作。所以这三句话是一个完整的学习态度和方法。也是正确处理工作和学习、读书与做官、做人的正确途径。有的同志老说没有时间学习，其实学习也是工作，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忙，只是一个借口，鲁迅先生说得好：“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要靠我们去挤。
    记者：您有没有总结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要传授给我们？
    杨敏之：也有人曾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方法是有的，但必须在学习中去找，学就是最好的方法。关于如何读书，如何读好书，我通过自己的学习和领悟，有这么几点体会：
    一、读书必须有所选择。要掌握书，不要被书掌握。知识的宝库如浩瀚的大海，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在知识信息年代，要想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是不可能的。因而，必须在广泛涉猎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或从自己的工作需要出发确立好自己的学习重点和研究方向，“有所为，有所不为”。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开一个书目，要求自己在规定的时间内读完，以此来督促自己。
    二、要重视做读书笔记。做读书笔记是增强记忆、加深理解的重要步骤和方法。怎么样记读书笔记呢？我的回答是只有记，才会记。
    三、要重视记忆。知其然是知其所以然的前提，就如同牛吃草一样，它必须把草吃下去，而后才能进行反刍。很多有名的大学问家都很重视背诵，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因此，强记硬背还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当你把书本上的某些警句、观点和原理记下了，背熟了，虽然一时没有弄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实践经验的丰富，或者碰到某一重要事件，就会豁然开朗。对于好书如经典名著，要特别注意记忆，至少可以多读几遍。最后，学习最锐利的武器是思考，是大脑的运动。富斯德说过，我们可以由读书搜集知识，但必须利用思考把糠和麦子分开。要把别人的经验（书本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必须认真地思考，进行“再加工”。不仅要知道他是怎么说的，更要弄清楚他为什么这么说，要做到“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因此可以说，勤思是增长知识的重要途径，也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最重要的表现。读书不在于多，而在于认真，是否认真地读几本书。
    兴趣是在学习中产生的，不是先有兴趣才去读书，而是读书产生兴趣，然后慢慢形成习惯
    记者：刚进来的时候，看见书院的大门上那副著名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您认为自己是属于那种有才情的人吗？
    杨敏之：岳麓书院创建于北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９７６年），后宋真宗赐名岳麓书院。“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副对联的大意是说楚地的人才在此地会聚。上联是清代嘉庆年间任岳麓书院院长的袁名曜所出，下联是当时书院的一位学生张中阶所对。袁名曜的本意，是颂扬荆湘人才荟萃之盛，同时盛赞岳麓书院造就人才之多。湖南自古以来号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比较著名的有贾谊、王船山、周敦颐、魏源、曾国藩、蔡锷等无数光射斗牛的人物，也有谭嗣同、黄兴、宋教仁等无数彪炳史册的豪杰，更有共产党人的群体大展示，如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等。梁启超曾言“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直可以保中国而强天下者，莫湘人若也”。杨度曾作“湖南少年歌”，说“中国若是古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若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关于这些评述，我们暂不评议。我是河北冀东人，就是唐山那一带，我十几岁就来湖南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湖南的山水和湖南人民养育了我，我是吃湖南大米成长起来的，我爱湖南，更爱湖南人民。如果要说我这个人文化气息还有点浓的话，那也是湖湘文化熏陶的结果。
    记者：您读小学和中学那会儿是个什么状态，接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这一段正规教育对于您以后的读书学习生涯有什么影响？
    杨敏之：我是在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的烽火中度过少年时代的，是在纷飞的战火和日本人的铁骑刺刀下求学的。五六岁时，先是在本村一位秀才办的私塾读了不到一年，学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等书。我现在用的名字还是这位秀才起的。后来本村在一座大庙里办了一所小学，我又到那里去读书，不到一年，老师不知去向。我又转到离本村约三里路的大觉寺小学，在这儿读完了初小。１９４３年我父亲送我到日本占领的县城去读高小，直到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在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处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谈不上严格的正规教育。１９４６年上半年经一位亲戚帮忙，我进入唐山省立中学（这个学校是从保定迁至唐山市的）读初中，在那儿读了不到两年。１９４７年秋我就辍学了。回顾这一段的求学历史，我的收获主要有两点：一是社会的大课堂唤醒了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二是学校的小课堂使我粗通了文字。
    记者：好像您１４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工作内容是与钱打交道。我的想象力还是可以的，可我想象不出您那时的情境。
    杨敏之：对，我辍学后不久，曾想到我们党举办的“冀东建国学院”去学习，但因年龄太小，没被录取。１９４７年的下半年，经本村一位老八路介绍参加了革命工作，单位是新成立的县银行。这时候共产党的军队已经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而且在局部地区转入反攻，被国民党军队分割的解放区逐步连成一片。为了发展生产，保证供应，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解放区相继成立了银行、工商、税务、粮食等各种经济组织。此时斗争形势虽然朝着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但依然十分严峻，主要交通线上的城镇都由国民党军队占领着，他们经常偷袭解放区，杀害革命干部。我们的银行与其说是个金融机构，还不如说是个战斗组织，是“马背上的银行”，随时可能转移。我们工作人员都配备了武器。既然是银行，当然要跟钱打交道。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收钱、管钱。那时没有金库，也没有保险柜，收来的钱都放在麻袋里。如遇敌情就把钱放到车上马上转移。隔一段时间就把这些钱交到上级银行。我们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收钱、数钱和算账。因此，我学会了数钱和打算盘。后来让我记账（会计）。至于说到每天与钱打交道，那时我和同事们压根儿没有动一指头的念头。这大概就是信念的作用吧。
    记者：１６岁您就南下了。您说您南下以来始终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都读了哪些书？以一个中学肄业生的学历来学马列有困难吗？您是怎样克服这些困难的？
    杨敏之：我真正开始读书是在南下以后，因为这时生活安定下来了，各种书籍也陆续出版，新华书店书架上的书逐渐多了起来。在零陵地区（现永州市）干部学校工作时，一位领导同志送了我一本《联共（布）党史》，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得到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我是带着这本书到地委工作的。我如饥似渴地逐章逐句地读完了这本书，而且记了笔记。这也是我第一次记读书笔记，基本上是摘抄书上的重要观点。在地委我结识了一位朋友，他小我一岁，读书是我俩的共同兴趣，也是我们友谊的重要纽带，后来我们成了挚友。那时每月津贴只有几毛钱，没有钱买书。我俩就每天晚饭后结伴去新华书店，在书架上找书看，直到书店打烊，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在地委工作四年，几乎每天如此。这期间，我根据《联共（布）党史》提供的线索，阅读了列宁、斯大林的如《国家与革命》等重要著作，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当时我对名人传记很感兴趣，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事和关于他们的回忆录以及列宁、斯大林的传记。我心中充满了对这些伟大人物的崇敬之情，并激发了我奋发向上的强大动力。我记得我读《联共（布）党史》时经常彻夜不眠。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读书目的还不十分明确，有的只是青年人追求真理的激情和读书激发的学习兴趣。从这里我领悟到兴趣是在学习中产生的，不是先有兴趣才去读书，而是读书产生兴趣，然后慢慢形成了习惯。
    １９５４年，我被派往江华县任一区区委副书记，后又到四区任区委书记。那时农村工作很紧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己规定每周在区机关办公室关上门读两天书，基本上做到了雷打不动。在一区工作时，区委书记的爱人好几次对别人说“杨区委起得真早。”其实我是读书到深夜，困得不行了就和衣躺一会儿，一大早见我衣着整齐，当然以为我起得早了。
    读书越多，越感到自己无知；读书越多，越觉得应该更加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
    记者：您在湘南区委党校工作期间，是怎样学习文、史、哲的？
    杨敏之：对于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来说，一切未知的领域都蒙着一层面纱。读书使我对两种人产生景仰，一种是革命家兼理论家，一种是作家。因此，自己内心产生了做这“两家”的冲动，这种冲动变成了学习的动力。当１９５４年组织上把我从江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调到湘南区委党校当教研科长时，可谓为我实现上述愿望提供了天赐良机。首先是有了压力，而压力又变成了动力，就是逼着你非读书不可。那时党校理论教员没有一个是科班出身的理论工作者，全部是从基层调上来的文化相对来说高一点的干部，也就是个高中、初中文化。只有教育长一人是大学生，而他是学外文的。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规定，除理论教员外所有领导干部都得担当讲课的任务，作为教研科长更不能例外。对于粗通文字的我来讲，困难可想而知。但没有退路，只有硬着头皮干下去，惟一的办法就是在培训别人之前先培训自己，先学后教、边教边学。因为是带着任务学，所以学得比较认真。课堂上的讲课是对我们学习的最好检验，你学得不好，就一定讲得不好，你讲得不好，学生就不爱听，更谈不上教学质量了。这叫“逼上梁山”。在党校四年，我阅读了除《资本论》以外，马恩列斯毛当时已经公开发表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著作和学术刊物上与教学有关的大部分文章，而且做了大量笔记，这使我受益匪浅。当然，因为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还是零碎的、肤浅的、不牢固的。其次，来党校工作给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读书条件。这里的环境不仅优美，而且每个人都有一间办公室兼卧室的房间，大家互不干扰，安心读书。最主要的是书多，由于多年积累，党校藏书不少，而且经常有新华书店上门提供新书，当时别的机关是没有这个条件的。因此，除了为备课而读书以外，我在这里还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和历史著作。拿文学来讲，凡是当时具有一定影响的古今中外的名著我都读过，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书单。这些文学著作，提高了我的文化修养，扩大了我的想象空间，增强了我对真善美的鉴赏能力，丰富了我的语言，提高了对客观事物的描述和表述能力。党校的四年生活，我逐渐明确和确立了一个学习目标：要努力使自己在文、史、哲三方面达到较深的造诣。
    记者：１９６０－１９６６这段时间似乎是您的黄金岁月，先是结婚，紧接着又担任领导职务。可是，您依然坚持读书学习。家庭生活和走上领导岗位对读书学习没有影响吗？
    杨敏之：这一段时间我工作、生活都比较顺利，像你所说的先是结婚，后又提拔担任了衡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接着又任市委秘书长。所有这一切，从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是对我读书学习的肯定。秘书长的工作迎来送往的任务很重，也是结识上级领导干部的好机会，可我却把这个任务推给了副秘书长，我好利用更多的时间来读书。
    记者：那一段时间，您为什么要特意补习古文知识而不是其它？讲一讲您请古文老师的故事和您学习古文的心得。
    杨敏之：我学习古文是受了毛泽东的启迪。毛泽东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娴熟地运用古人的成语和典故来表述深邃思想的那种作法，常常使我赞叹不已。因此，我产生了学习古文的强烈渴望。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体会，读书越多，越感到自己无知，而缺乏古文基础是自己知识结构的最大缺陷，是攻读文、史、哲的一大障碍，于是就下决心要补上古文这一课。我请的老师是衡阳市教师进修学校一位全市有名的教古文的老师，解放前他是要坐轿子去上课的。我每周二、五下午到他那儿去听课，他手把手地教我，教的是《古文观止》。我对古文很着迷，有时开会只要我能脱身，我就请假去上课。除每天背诵原文以外，老师还要求把每篇古文翻译成白话文。因为这“文革”期间还闹过一场笑话，造反派把我翻译的所有白话文逐篇地进行了研究，鸡蛋里挑骨头，硬说我翻译的《卖柑者言》（刘基的文章）里有挑拨中印关系之嫌。我从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６６年上半年断断续续学了两年古文，其中１９６５年因去湘潭搞“四清”中断了一年，“文革”中因背上了厚古薄今的罪名而中断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感遗憾的一件事。但还是有收获的，这期间，我读完了《史记》和其他古典要籍。
    不仅要会读书，善思考；还要勤于动笔，常写作。因为写作能让人过得充实，精神焕发，身体健康
    记者：“文革”十年，很多人到了“牛棚”和监狱里还在坚持读书学习。据我所知，大师级的季羡林先生就是这样的。这十年中，您在读书学习上做得怎样，有什么进步？
    杨敏之：２００１年，一位朋友看完我写的《一瞬长思》长篇回忆录以后，打电话给我，问我读过季羡林的《牛棚杂记》没有，并要我找来看看。之后，我不仅看了他的《牛棚杂记》，还阅读了他晚年所写的大量散文著作，对这位大师有了深刻的了解。
    “文革”刚开始，我很紧张，曾想过自杀，后来慢慢平静下来，能够坦然对之。在这段时间，除了在“造反派”监督下劳动，读毛泽东的书成了我排解忧愁的惟一办法。我把《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几乎读烂了，还写了几十万字的笔记。我甚至用数学演绎的方法反复地读《实践论》和《矛盾论》。因此，毛泽东的这两部著作非常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并对我的逻辑思维能力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大大提高了我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和概括能力。
    记者：１９８８－１９９８年，您在湖南省纪委书记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了１０年，您是怎样重新学习和钻研纪检监察业务的呢？
    杨敏之：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很多好谈的。我只说一点，就是我对纪检监察工作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总结，是我十年工作的着力点，也是我主持湖南纪检监察工作的主要特点。中央纪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对此是肯定的，也引起了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广大干部的注意。其成果主要收录在《深深的辙印》一书，共收录６０多篇文章，其中一部分是我撰写的，一部分是我与其他同志合写的。书中的许多文章都被中央纪委的主要刊物———比如你们《中国纪检监察报》，和全国其他报刊杂志所刊登和转载。
    记者：１９９８年８月，您在省纪委、监察厅机关作离职讲话的时候说，退下来以后，进入一个新的学习阶段。如果身体好，可以扎扎实实做十年学问，把过去想看而没有看过的书看一看，对过去一些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作些研究，希望能有所收获。现在，７年过去了，您的身体怎么样？学习和思考有什么收获？
    杨敏之：我基本上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到目前为止，我读了《黑格尔》、《尼采》、《社会契约论》、《论法的精神》、《毛泽东全传》等文、史、哲方面的书籍约７３本，还通读了《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修订版，收入词条４．２万多个，共２２０万字），除此以外，还看了数百万字的各种文章。记了读书笔记数十万字，写了四本书：《一瞬长思》（未正式出版）、《解读权力》（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出版）、《蓉园秋思》（红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出版），完成了一部书稿《我的思想回顾》（尚未付印）。除此以外，还写了不少的文章，在全国各大刊物上发表。这段时间里，对巴金老先生说的“只有写，才会写”深有领悟。因为过得充实，所以精神焕发，身体健康。我还要读下去，写下去。
    记者：有没有影响您人生的几本书？或许对我们有参考价值。
    杨敏之：书籍对我一生的影响和帮助很大，正如高尔基曾经说过的：“书籍鼓舞了我的智慧和心灵，它帮助我从腐臭的泥潭中脱身出来，如果没有它们，我就会溺死在那里面，会被愚笨和鄙陋的东西呛住。”从我一生来说，首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理论和著作对我影响最大。但从启蒙的意义上来说，有一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至今不忘。那就是《联共（布）党史》，这本书对我的世界观的形成、辩证思维的掌握、分析问题与表述问题能力，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不管现在人们对这本书作何评价，它的确是我的一次绝好的政治启蒙。
    记者：今天的纪检监察干部应该怎样读书学习，或者说应该怎样做才能适应不断发展着的反腐败形势？
    杨敏之：我还是那三句话：“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思考、思考、再思考。”这是一个人适应万变形势的不变之策，是一个革命者必备的素质，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必由之路。谁如果在这三个方面坚持不懈，锲而不舍，谁就能够有所作为，事业有成；谁如果懒散懈怠，浅尝辄止，谁就会碌碌无为，一事无成。